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，通常由私人创建或主持，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，聚徒讲学，在学习方式上重视师徒共同研讨，重视读书自学，其基本特征是私人藏书和聚徒讲学。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朝，唐玄宗开元六年（718）设丽正书院，后改为集贤书院，但其功能主要是负责征集校刊图书，为皇帝顾问的政府部门，类似于宫廷图书馆。因此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随笔》中指出“书院之名，起于唐玄宗时，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。为修书之地，非士子肄业之所也。”真正从事以教育为主的书院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，因当时战乱，许多学校遭到破坏，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，建立书院从事教育活动，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。
到宋代，书院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、制度化的私学体系正式形成。宋代书院打破了官学的地域限制，对生员身份也没有任何限制，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，满足了广大下层社会子弟的入学要求，从而使宋代文化重心下移，使大批人才脱颖而出，因此史家说“宋有天下三百载，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，而人才之盛过之。”
通常认为书院这个名词成为私人讲学的代表是从朱熹开始的，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致力于复兴书院，将之成为传播理学的主要阵地。尤其他在任南康军（今九江星子）知军时，重建白鹿洞书院，亲任洞主，制定了著名的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明确了书院办学的宗旨、培养目标、为学之要、待人接物、应事处世的基本要求，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书院建设纲领，成为当时和后世争相仿效和履行的标准化规约，成为元明清各代书院学规的范本。
朱熹对书院教育可谓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在饶、信二州的书院中也留下了他讲学的身影。宋代饶、信二州是经济发达，人文昌盛之地，吴孝宗在其所著的《余干县学记》说：“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，宋受天命，然后七闽、二浙与江之西东，冠带〈诗〉〈书〉，……人才之盛，遂甲于天下，江南既为天下甲，而饶人喜事，又甲于江南。”而且形成了重视文教的社会风气：“为父兄者，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；为母妻者，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，其美如此。”
朱熹多次亲临饶、信二州的书院进行讲学，朱熹祖籍婺源，他在绍兴二十年（1150）和淳熙三年（1176）两次回婺源省亲祭祖，都在钟山书院讲论道义；淳熙二年（1175）与陆九渊论辨于铅山鹅湖寺，有了著名的鹅湖之会，并因此而兴建了鹅湖书院。他还亲临玉山的怀玉书院和草堂书院，留下了《玉山讲义》；又到了德兴的银峰书院，双桂书院。朱熹还先后两次到余干的东山书院和忠定书院进行讲学。朱熹在东山书院一边讲学，一边注释《离骚》，至今，在余干县还有不少关于朱熹讲学东山书院的佳话。
东山书院位于余干县城冠山羊角峰，是南宋淳熙年间（1174—1189），由余干籍右丞相赵汝愚及其从弟赵汝靓创建。赵汝愚与朱熹关系密切，交情很好，书院建成后，赵汝愚即邀请朱熹前来讲学，赵汝靓及赵汝愚的儿子赵崇宪都拜朱熹为师，在此受学，朱熹亲题其堂曰“云风堂”。
赵汝愚（1140-1196），字子直，是宋太宗的八世孙，祖父赵不求监余干酒税，始居余干县城东隅。赵汝愚少有大志，曾说“丈夫应留名青史，才不枉度此生。”26岁时，考取状元，历任宣义郎、信州知州、吏部尚书等职，后升为掌管兵权的知枢密院事。1194年，宋孝宗死，光宗又称病，无人主持孝宗丧事，在关键时刻，赵汝愚定策扶危，以太皇太后的旨意，让光宗内禅，立光宗次子赵扩为帝，是为宁宗，赵汝愚也因定策之功而升为右丞相。赵汝愚与理学大师朱熹关系密切，有着深厚的情谊，是他荐引朱熹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。但后因权臣韩侂胄阴谋，使赵汝愚罢相，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发放到永州安置，途经衡阳时，因郡守钱鍪挟私怨屡加刁难，忧愤成疾，暴卒于衡州，年57岁。韩侂胄为排斥异已，掀起“庆元党禁”，将道学定为伪学，列朱熹为首恶，朱熹及其弟子遭受沉重打击。
赵汝愚之子赵崇宪扶柩归葬余干故里，生前好友不顾“伪学党禁”之祸，前来吊唁，朱熹当时已罢归福建崇安，听到讣告后，不顾有病在身，亲赴余干吊唁，随后在东山书院讲学，四方名士慕朱熹之名纷至沓来，人数达数以百计。朱熹在讲学之余，在云风堂潜心注述《离骚》，最后完成了《楚辞集注》的编纂工作，把他对赵汝愚的知遇之情，融注在屈原形象的塑造之中。
在东山书院的西峰有一天然水池，池水渗自山崖，久旱不绝，相传齐梁间有龙蟠池中，冬夏不涸，故名“龙池”。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和注《离骚》期间，经常临池洗砚，并取池水磨墨作书。朱熹走后，学子们争相效仿，日久天长，把一天然池水池土染黑，故后人称为墨池，墨池旁有碑，曰“朱子注《离骚处》”，至今遗迹尚存。每当皓月当空，俯视池水，似有明月坠池之感，因此“龙池夜月”成为干越八景之一。在墨池旁筑有一亭，供朱熹取水时休息，取名为墨池亭。
东山书院建成后，因有理学大师朱熹在此讲学，从而使书院文风深厚，培养了大批人才，余干的很多乡贤都出自东山书院。汝愚之子赵崇宪后来官至户部尚书，其从弟赵汝靓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，此外受书院熏陶培养的还有一批理学大师：如曹建，晚年游学朱子门下，朱子授以“无妄”之名，因而称无妄先生；柴元裕，读书以穷理尽性为本，曾作《春秋解》、《尚书解》、《宋名臣传》等；饶鲁、柴中行皆其门人，饶鲁又名双峰，其学本于致知力行，著有《五经讲义》、《春秋节传》等。到明代更有理学大师胡居仁和张吉，余干也因此而成为理学名区，有“人文之盛甲江南”之说，东山书院及朱熹讲学的教化之功功不可灭。
南宋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赵汝靓死后，东山书院也被元朝胥吏所占，鄱阳人李荣庭为使书院不至沦为元朝胥吏之手，变卖家产，倍价从胥吏手中购回书院，因此抗元英雄谢枋得（号叠山，弋阳人）作了《东山书院记》一文，盛赞李荣庭的行为是使“使文公之道大明于斯世，笃行、忠定之家学亦不绝矣。”“亦知学之有功于天地乎。”对李荣庭之举大加赞赏。
元末，东山书院毁于战乱，明初之际，其地又为寺院所占，到弘治二年（1489）由知县沈时取回重建，后因万年人王浩八领导的姚源洞起义军占据余干，东山书院又为乱兵焚毁。到正德六年（1511）夏，江西巡抚任汉命余干知县徐冠重建书院于中峰，为此，明代大学者李梦阳著有《东山书院重建碑》，对东山书院历史进行了总结回顾。
清代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，知县李世仁因书院颓废，捐资倡建，形成较大的规模，当时书院基址东西38丈，南北7丈，有东山书院1座，理学祠3间，云风堂3间，丽泽堂3间，斋房1间，望湖亭1座，在书院门前有石级90余级，在阶下建有“入德之门”牌坊，上书“明体达用”匾和“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”的联语悬谕书院。
余干东山书院自赵汝愚创办，因有朱熹等大师的讲学，开一代儒风，中间历经元明清诸朝，多次遭毁又多次重建，直到清末废科举兴学堂，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诏令各省大小书院改为学堂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东山书院改为余干县高等小学堂，从而结束了东山书院的历程。1960年，在东山书院旧址上建成了余干县委招待所。

（ 冯会明 ）

（责任编辑：单飞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