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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士铨——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

http://www.ybhgdq.com 来源: 日期:2007-3-21 17:13:00

     蒋士铨字心馀,一字苕生,号清容、藏园,晚号定甫、离垢居士,江西铅山县永平西关石盘渡人。
蒋士铨是清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。他以诗名称雄于当代,与袁枚、赵翼齐名,称“乾隆三大家”,为乾嘉诗坛领袖之一,而且以戏曲成就高步一时,被日本青木正儿论为“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”。当时,乾隆皇帝就曾写诗称他和南昌彭元瑞为“江右两名士”;王昶论其诗,标为当代之首;李调元评其曲,论为“近时第一”。高丽使臣曾以重金求其乐府诗,以夸荣于东国。近代梁启超说他是“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”;今人钱仲联教授说:“蒋士铨以诗曲成就双双得到同时著名评论家的充分认识和最高评价,这在整个清文学史上恐怕不得不指为绝无仅有的一家。”
蒋士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,是与他的时代社会、生平经历、性情遭际与文学修养分不开的。
蒋士铨生活在清康雍乾盛世的中后期。经过近百年的休整,国内生产发展、经济发达、民生安乐、文化繁荣。鉴于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清统治者把血腥镇压和笼络收买结合起来,加快了汉化的步伐。政治上提倡“满汉一体”;思想上崇拜程朱理学;组织上开博学鸿词科,罗致全国名士入翰林院或充任地方官吏;文化上,一方面大力开展汉文化典籍的整编工作,“寓禁于编”,以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。如雍正三年完成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,乾隆四十九年完成了《四库全书》的编撰。一方面屡兴文字狱,手段之残忍,震骇天下。如康熙年间的庄廷鑨《明史稿》案、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,雍正时的吕留良《诗史》狱,乾隆时的齐周萃狱、王锡侯狱、徐述夔狱等等。乾隆中期以后,渐露衰败之迹,社会潜伏的重重危机渐露端倪,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,由盛转衰的暗涛就要汹涌澎湃了。蒋士铨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。
清雍正三年(1725),蒋士铨出生于南昌垣东街小金台前旧宅。他的父亲蒋坚是位秀才,性好任侠,擅长刑名之学,有古烈士遗风,曾长期佐幕于山西泽州,屡雪疑案,为当世所重,著有《求生录》四卷,《晋昌纪狱》二卷,《铁案》、《剑旁诗》、《书法指南辑说》各一卷。他的母亲锺令嘉也知书识礼,工诗善文,著有《柴车倦游集》。他们的家庭境况贫寒,但父母的知书识礼,却使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蒋士铨四岁时,他的母亲便断竹篾为波磔点画,攒簇成文,教之识字。稍稍长大后,即教以《四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等经,使他能够背诵。母亲教子得法,且课督甚严,酷暑严寒,未尝少倦。甚至在病中,仍书以唐诗贴四壁,母抱持士铨行走其间,教之低吟以为戏。
十岁时,父亲担心他读书膝下,难免为平常儿,他日为文,亦不免书生态,便将他缚于马背,随他历游燕、赵、秦、魏、齐、梁、吴、楚间,让他目睹崤函、雁门的壮丽,历览太行、王屋之胜景,随后安排他就读于泽州凤台秋木山庄之王氏楼中。凤台王氏是富甲一方的大户,楼接百栋,书连十楹,家藏图书非常丰富,蒋士铨在这里可以尽阅所藏,打下深厚的文学根底。十五岁,始就外傅,受业于王允升先生,修习完成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三礼、三传等九经,同时开始学习作诗。
蒋士铨十五岁学诗,是从李商隐开始的。李商隐之诗格调浓艳,文字华美,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,迎合了少年蒋士铨的需求,他爱之读之,数年中积下了不少的模仿之作。十九岁这年的秋天,蒋士铨于病中咳嗽不能卧,一天晚上独坐绳床,见皎月穿窗,戚然而思,忽有所悟。于是强撑病体,起床点燃残烛,检出屉中所藏淫靡绮丽之书数十册,并所作艳诗四百馀首,尽焚于庭中。又向天叩首悔过,发誓断除妄念。第二天买回《朱子语类》,细加研读,安排好日程自学。经过三个月的自我反思,他的病居然痊愈了。
乾隆九年九月,蒋坚举家南下,为士铨聘南昌张氏女,第二年冬天,他们结了婚。婚后,蒋士铨随父归铅山老家,就读于永平北门张氏塾中。这年,正值殿撰金德瑛督学江西,来铅山,他读到蒋士铨诗卷,深以为奇,拔补他为弟子员,又以其诗卷示于众,说:“喧啾百鸟群,见此孤凤凰,将来未可量也。”此后,士铨便从学于金师,“船窗署斋,一灯侍侧,凡修已待人之道,诗古文词所以及于,孜孜诲迪,未尝少倦。”一年中他随金师游历了抚州、建昌、吉安、赣州、南安、瑞州等地。读书与壮游,陶冶了他的性情,开阔了他的心胸。“磊落作壮游,不知行路难”,“丈夫志四海,家室安足恋”,正是他青年时代的真实写照。
怀抱着“安能老丹穴,而不思明堂”的壮志,憧憬着“一飞仪虞庭,再飞鸣岐阳”的未来,蒋士铨从二十三岁开始北上求仕。然而蒋士铨踏入仕途,却并非一帆风顺。他先后三次进京赴考,都未能遇,只是在乾隆十九年,才与赵翼同时得到个内阁中书的小官。他只做了几个月,就请假回去了。直到乾隆二十二年,他三十三岁,才得中进士,但那时中了进士,是不能马上授官的,还得入庶常馆为庶吉士,三年散馆,才能授官。他在庶常馆熬过了三年“尚习雕虫业”的痛苦生活,终于散馆,钦取第一,授翰林院编修。这以后四年中,他曾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读文献通考纂修官,一直供职于翰林院,久久未得升迁。他的“我生不愿作公卿,但为循吏死亦足”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,于是,便于乾隆二十九年毅然辞官南归了。
蒋士铨好不容易踏上仕途,为什么又匆匆忙忙辞官呢?其中原因,各书所载未详。他自撰的《清容居士行年录》中提到:“裘师颖荐予入景山为内伶填词,或可受上知,予力拒之。八月遂乞假去,画归舟安稳图。”裘师指裘曰修,是蒋的江西同乡,时为工部侍郎,以治水有方深得乾隆器重,所荐之事当非虚妄。但裘既为同乡友人,应当了解蒋士铨的志趣所在,恐不致为有可能“受上知”而荐他去“为内伶填词”。即使所荐非所愿,蒋士铨恐怕也不致因“力拒”而辞官。裘曰修死后,家人请蒋士铨为作墓志,犹对他推崇备至,可见友情之深。因而此说恐为托词,不足为据。
而《铅山县志》有载,蒋士铨名震京师后,“有某显宦欲罗致之,士铨意不屑,自以方枘入圆凿,恐不合,且得祸。钟太安人亦不乐俯仰黄尘中,遂奉以南旋。”某显宦指谁?各书均无记载。惟徐珂《清稗类钞》及《清朝野史大风》直言蒋士铨“以刚介为和珅所抑”,然和珅用事在乾隆四十二、三年以后,此说或出于猜测。
今查赵翼《送蒋心余编修南归》诗,有“敏捷诗如马脱衔,才高翻致谤难缄”之句,且自注曰:“有间之于掌院者,故云。”又王文治送蒋士铨离京诗曰:“亦有达官遭面斥”、“难免谣啄加蛾眉”。越翼、王文治与蒋士铨同居翰林院,官编修,说他尝面斥达官而遭谣啄于掌院之前,绝非无中生有。同诗,赵又言:“世谓灌夫能骂座,我援泷吏劝书绅”,引《史记》灌夫使酒骂座而遭祸之事,劝蒋急流勇退并要他牢记此话。可见,谗间之事当必有。蒋士铨一生秉性刚直,磊落嵚崎,阮元说他“遇不可于意,虽权贵几微不能容。”很可能就是以面斥达官一事为依据的。这种个性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长期抑郁下僚,久不升迁。他曾在《贺新凉•叠韵留别纪心斋戴匏斋》词中说:“ □□诸公登台省。看明时,无阙须人补。不才者,义当去。”分明是激愤之情见于言表。综合以上看,蒋士铨的辞官,当为面斥达官而致谤遭谗于掌院,因而长期抑郁不僚,自觉官场污浊,愤而求去的。
蒋士铨辞归后,没有返回江西老家,而选择了虎踞龙蟠的金陵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。这原因一是铅山“本无田里可躬耕”,二是他所敬仰的诗人袁枚住在金陵。蒋士铨与袁枚的订交颇有戏剧性,二十年前,蒋士铨过南京燕子矶,曾题两诗于宏济寺壁,末署“苕生”二字。袁枚往扬州,经过其寺,看见僧壁题诗,以为绝佳。归访年余,后听熊涤斋先生告以“苕生”姓蒋,名士铨,江西才子也,且为通其意。然而他们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,直到蒋士铨辞官归寓金陵,他们才见面订交。后来,袁枚把这段经过录入了《随园诗话》。三是“钟山本姓蒋”,他愿意仿效前人,留下“六代江山两寓公”的佳话。
但是,蒋士铨在南京与袁枚相聚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,乾隆三十一年,他应浙江巡抚熊廉村之聘,主绍兴蕺山书院讲习。在这里,他有机会结交任处泉、刘文蔚等越中诗人,与“越中七子”录幽探胜,诗酒周旋,他在这里度过了六个春秋。乾隆三十七年,他又应扬州运使郑大进之聘,主持扬州安定书院。在这里结识了“扬州八怪”中之罗聘和画圣王石谷,他们谈诗论画,吟咏山河,交流艺术思想,批判社会现实,创作了大量作品。十年的教育生涯,是诗人创作的丰收季节,也是诗人创作风格的成熟阶段,他的诗从“以少陵昌黎为宗”,到“兼取苏黄”,至此则进入“脱去依傍而为我之诗”的新阶段。他的戏曲创作也在这期间完成了《桂林霜》、《四弦秋》、《雪中人》、《香祖楼》、《临川梦》等重要剧目。
由于慈母的逝世,蒋士铨离开了扬州,奉母归葬于铅山之鹅湖山下。家居服衷期间,他积极向铅山县邑宰建议,修文峰塔,开焦溪坝,兴修紫溪黄柏坂水利,润田六千亩,建试院,开县东两耳门以利群众来往,皆被采纳实施。
乾隆四十二年,乾隆皇帝南巡,赐诗彭元瑞。称彭与蒋为“江右两名士”,并屡问及之。消息传来,诗人感激涕零,于是,力疾起官,充国史馆纂修官,记名以御史补用。然而一病缠身,半体偏废,留滞京中六年,最后又以病辞归。居家一年多,于乾隆五十年二月病逝于南昌,终年六十岁。
蒋士铨的晚年复官,表明了他的“用世心犹热”,他“苦怀经济心”,希望跻身仕途,施展自己的抱负,济物利人,建功立业。然而这希望的火花只闪烁了一阵,很快就熄灭了。袁枚序《藏园诗集》说:“君之初心,岂欲以诗见哉,及今病且老,计无所复,而欲以诗传,可悲也!”确为知人之论。他自言愿为循吏,是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实际有益的工作,而他刚直不阿的个性,带来了他政治上失意的悲剧。于是,不平则鸣,发言为诗,创作出一系列揭露社会黑暗,反映民生疾苦的戏曲和诗篇,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蒋士铨的诗歌作品,据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《忠雅堂诗集》,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。他还有数千首未刊诗,存于他的稿本中。
他的诗歌创作与他的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。从总体上看,他的文学思想偏于儒家的入世主义艺术观。他从“诗史”的角度来看待诗歌的社会作用,以为“作诗何异作《春秋》”,诗,必须“于古人经邦致治之略”、“于一时之人心风俗有所关系焉”。因此,他以“事不出伦纪之间,道不出治平之内”来规范诗歌的内容,强调诗歌为“善国政、正风俗、厚人伦”服务,可见,他对诗歌的社会功利作用是看得特别重要的。但与此同时,他也并不忽视艺术的美感特征,认为“文章本性情……君子各有真”,“诗以性情深”,要以至性写真情,抒写胸中的郁勃之气。而且,这种真的性情必须根于性道,归于雅正的,因为只有“根于性道而出者,其文始克传世行远,灼然于古今。”所谓“性真所积一迸露,风神气韵皆磊□”之谓也。于是,在创作实践中,他试图将言志、缘情和载道三者结合起来,强调风雅传统,强调自立和创新,反对蹈袭模仿,他的诗歌创作,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。
蒋士铨的戏曲创作,最早见于蒋氏家刻本《蒋氏四种》丛书中,署“红雪楼板”,后曾抽印为单行本,题为《红雪楼九种曲》,另外,有书坊渔古堂别为翻刻,称《藏园九种曲》。其内容包含《空谷香》、《香祖楼》、《冬青树》、《临川梦》、《一片石》、《桂林霜》、《第二碑》、《雪中人》、《四弦秋》九种。九种曲中,《一片石》、《第二碑》、《四弦秋》三种为杂剧,其余六种为传奇。又除《空谷香》、《香祖楼》两剧为现实题材外,其他八种均为历史题材。
此后,蒋士铨陆续创作了《采石矶》、《采樵图》、《庐山会》,汇编成《红雪楼十二种填词》。另据李调元《雨村曲话》谓蒋士晚年病痹,右手不能书,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种曲未刊,但不见藏本传世。梁廷□《曲话》又谓乾隆十六年,恭祝皇太后万寿,江西绅民远祝纯嘏杂剧四种,亦心馀手编,为《康衢乐》、《忉利天》、《长生箓》、《昇平瑞》。
《空谷香》一剧写成于济宁至镇江舟次。正是诗人两次落第返乡途中,一股牢骚无由吐散之气、有腔抱玉献而不售之才,鼓荡于胸中,无由发泄,恰好遇到了这个题目,于是情思涌出,遂成妙文。
《冬青树》一剧写南宋灭亡的历史故事。全剧以文天祥、谢叠山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为主线,穿插唐珏等忠义志士报国义举,抨击了留梦炎之流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。据史载,元军攻陷南宋京城临安后,元军统帅僧人杨琏真伽率元军发掘宋帝后陵寝,掠夺财物,弃骸骨于草莽,义士唐珏收诸陵骸骨以葬,并植冬青树以为表识。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条录其事。明卜世臣作《冬青记》传奇演其事。蒋士铨在剧中穿插《发陵》、《收骨》、《私葬》、《梦报》四□敷演其事。其自序言:“经曰:岁寒然后知松柏。若两公者,即以为冬青之树,谁曰不宜”。可知作者之意。
《临川梦》写戏曲家汤显祖故事。焦循《剧说》载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刻本传世后,有娄江女子俞二娘,酷嗜其曲,用蝇头小楷在上面细细批阅,不到二十岁竟怨恨而终。有人持其夹批给汤显祖看,汤感慨万端,作两首五言绝句为悼。又载内江一女子,读《还魂》而悦之,径造西湖访焉,愿为才子妇。汤以年老辞,女子投水而死。蒋士铨本此诸事,而作此剧。
《一片石》和《第二碑》皆演娄妃故事。娄妃为理学家娄谅女,嫁宁王宸濠为妃,宁王谋逆,她屡次劝谏,不听,又作《题樵人图》诗云:“妇语夫兮夫转听,采樵须是担头轻。昨宵雨过苍苔滑,莫向苍苔险处行。”终不听。后宸濠叛乱被擒,妃投江而死。邦人钦慕其贤且烈,厚葬之。
《雪中人》演铁丐吴六奇将军事。吴六奇广东潮州人,早失父兄,性好饮博,遂至落拓江湖,流浪街市,行乞为生。常手不曳杖,口若衔枚,敝衣枵腹,而无寒饿之色,人皆称铁丐。后寄身邮卒,于关河形势,无不谙熟。因其时天下初定,清军由浙江入广东,地形多不熟,六奇请见主帅,备陈粤中形势,且言有义结兄弟三十人,拥众据土,粤中传檄可定。帅依其言行之,粤地悉平。由是征闽讨蜀,屡立奇功,位至通省水陆提督。蒋士铨本此作《雪中人》传奇。
《四弦秋》据白居易《琵琶行》诗而作。白居易作此诗,不过自写其沦落之意。元马致远据以作《青衫泪》,以为香水素狎此伎,于江州送别时再次相逢,践成前约。后有顾道行作《青衫记》,情节一本马剧。蒋士铨以为“命意敷词,庸劣可鄙”,乃本《琵琶行》及香山本传、宪宗时事,别填《四弦秋》院本,七日而成。时人交口称赞,以为出前剧万倍。
蒋士铨是昆曲衰落时期的重要作家,他的戏曲较真实地反映了乾隆时期的社会生活,他鞭挞贪官污吏,批判科举制度,赞扬民族气节,同情人民疾苦,也用正情变情来宣传风教传统。艺术上,他从史官秉性出发,以曲为史,按照历史的真实,编排史实,结构关目;另一方面,他又满怀诗人气质,出以深情,抒写出慷慨悲凉的情绪。面对曲坛上的“花雅之争”,他能够客观地认识形势利弊,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,改变昆曲的僵化和衰落。尽管他的改革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,而他的创作却以很高的艺术品味流播艺苑,传诵人口,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。(   吴长庚 )

责任编辑:单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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