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、字元晦、仲晦、别号晦庵，晦翁、云谷老人，仓州病叟，遁翁等。后人称朱子，祖籍务源。1130年出生于福建建阳，卒于1200年，葬于建阳县境、享年71岁。系博学多才的学者，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。

据《上饶县志》载：“吾信为闽之门户，文公（朱熹）游仕四方，必道出焉，故信之山水最为赏爱，至今深山穷谷，虽土人亦罕至，而往往有公（朱熹）遗墨然，莫可考矣。鹅湖以讲道特显，怀玉、三清又平生所愿游，每见于书礼间不一而足，南岩去郡始绝溪而南半里许，公盖常至焉”。（见《朱文公祠记》汪伟著）朱熹不仅频繁来往于广信府，而且在信州的鹅湖书院、带湖书院、象山书院、博山书院、南岩寺、章岩寺、怀玉山等处讲学游览。在南岩“朱子曾憩数月，聪其所居”。《广信府志》存有朱子的《玉山讲义》，在上饶市博物馆存有朱熹的六经图碑、紫阳遗墨等。他是南宋杰出抗金志士、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好友。朱称辛是“今日如此人物，岂可易得”的人才。辛对朱在学术上的成就称赞说：“历数唐尧千载下，如公仅有两三人”。朱逝世后，辛为朱写祭文赞道：“所不朽者，重万世名，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。”抗金志士、爱国词人、哲学家陈亮称赞朱熹有“赤手丹心扑不灭”的抗金意志，并在学术上书信往来，互相问难，开展争论。与哲学家吕东莱，陆象山等人交往很深，朱、陆“鹅湖之会”为我国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辩论会。朱在上饶的学生众多，较有名气的有陈文蔚、施师点、余大雅。朱曾为施师点写“哭一施”诗：陈文蔚在《陈克斋文集》中与朱熹通信有八篇文章。朱熹与信州的名人学士，子弟常常相会面谈，书信往来，交流学术思想，为南宋教育界，哲学界，文艺界活动的中心人物，本文谨将《朱熹与鹅湖书院》作一简介，以供文史界学者研究之参考。

一、朱熹的生平及其主要贡献

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死于宁宗建元六年（1200）。父朱松、曾举进士、官司动勋部郎，吏部员外郎，以不附和议，触犯秦桧，出仕福建龙溪县尉。建炎四年，辞官退隐龙溪城外毓秀峰下郑氏草堂，遂生熹。熹天资聪慧，善于思考好问，刚会说话时，其父指天示熹道：“这就是天呢！”熹问道：“天上有何物？”父不觉惊异。后其父又授《孝经》，5岁能诵，熹并在书上题注“有不若是非人也”六字。空闲时同一群儿童出游，诸儿在沙上嬉嬲，独熹择僻处端坐，用手画沙沙，当群儿走过来看他画时，只见他画的是先天八挂图和后天八挂图。有笑他的，有敬他的，他毫不动容，仍继续画。他从小拜父亲的学友李伺为师，尽得师传。在14岁时，父亲去世，遵父遗训，先后拜胡宪、刘勉之、刘子 为师，三位老师视熹为子侄，尤其刘勉之，竟把女儿许配给熹。熹19岁登进士第，22岁授福建泉州同安县主尉，日与秀民讲论道经，治绩卓著。28岁冬，自同安罢官归里，唯以事亲、讲学为急务。到孝宗接位（1162）时，金势日盛，国事日非，孝宗乃诏求直言，熹上陈圣学，且力排和议。熹在《上封事》说：“帝皇之学，必先格物，致知，以极夫事物之变，使义理所存，纤悉毕照，则自然意识，心正，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。”又说：“修攘之计所以不时定者，讲和之说误之也。夫金人于我，有不共戴天之雠，则不可和也明矣。愿闭关绝约，任贤使能，立纪纲，厉风俗，俟数年之后，国富民强，徐起而图之。”又说：“四海之利病，系斯民之休戚；斯民之休戚，事宋令之贤否。监司者，守令之纲；朝廷者，监司之本。本源之地，在于朝廷而已”。他多次上奏，宋孝宗颇受感动，但宰相汤恩退却力主和议，使熹的主张无法实现。因此，四年之中，虽屡蒙诏用，辞不赴招者达六次之多，长期辞官隐居以讲学，编著为主。淳熙五年（1178）隐居20多年的朱熹已经49岁了，又出仕知南康军（今系江西星子县），迂天旱，他讲求荒政，救护百姓，民赖以生。暇辄与士子讲学，且访白鹿洞书院遗址，并奏复其旧，订立学规，使学子切实遵守，儒学大兴，一时称最。

淳熙六年（1179）夏日亢旱，皇又诏访求直言，熹自南康上书皇上，直言奸臣当道，欺上瞒下。要求“恤民”，减轻农民负担，严肃法纪。其上疏道：“臣闻天下之大务，莫大于恤民，而恤民之本，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，盖天下之纪纲不能自立，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，无偏党反侧之私，然后有所系而立。君心不能以自主，必亲贤臣，远小人，讲明义理之归，闭塞私邪之路，然后可得而正，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，皆失其职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，不过二三近习之臣。上以蛊惑陛下之心者，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，而悦于功利之卑说，不乐壮士之谠言，而安于私孰之鄙态。下则召集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，文武汇分，各入其门，所喜则阴为引援，擢置清显。所恶则密行訾毁，公肆挤排，交通货赂，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归；所窃者皆陛下之柄。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，或反其门墙，承望其风旨，其幸能自立者，亦不过龊龊自守，而未尚敢一言以斥之。其甚畏公论者，乃能略警逐其徒党之一二，既不能深有所伤，而终亦不敢上言，以捣其囊囊窟穴之所在。势成威力，中外靡然。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涉，不复出于朝廷，而出于一二人之门。名为陛下独断，而实此一二人者，阴执其柄。盖其所怀，非独怀陛下，纪纲而已。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怀之，使天下之忠臣义士，深忧永叹，不乐其生。而贪利无耻，敢于为恶之人，四面纷然，攘袂而起，以求逞其所欲。然则民安得而恤？财安得而理？军政何自而修？士宇何自而复？宗社之仇耻，又何自而雪耶？臣且恐莫士之祸，必至之忧，迫在朝夕，而陛下尚可不悟乎？臣应诏直陈，不知忌讳，幸乞睿鉴”。（见《上饶县志》）

当我们读到这篇面呈皇帝的上书时，觉得朱熹不仅有自己的政治主张，而且敢于“应诏直陈，不知忌讳”。尖锐泼辣，击中时弊，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难能可贵。可是，当时孝宗却听不进去，不禁大怒道：“这是讥我为亡国主呢！”幸亏枢密使赵雄在侧，上前奏解道：“士子多半好名，若直谏被斥，反增其誉，不若格外包容，因长录用，看他措置，是否合宜，那时优劣自见了”。孝宗才觉霁颜，乃诏令熹提举常平茶盐。未几，又调任浙东。这一年浙东发生饥荒，他接令后单车入阙，细防民隐，复奏灾害由来，请孝宗修德任人，且指陈时弊有七件事。孝宗改容静听，并褒他切直。熹乃陛辞至浙，甫下车，却移书他郡，募集米商，蠲免赋税，米商大集，浙民始无忧乏食。熹逐私访民隐，按行境内，轻车简从，所经各处，往往为属吏所不及知。郡县有司，多惮他丰采，不敢为非，才阅半年，政绩大著。乃进熹入直徽猷阁。当时各省旱蝗相仍，民多艰食，熹在浙上言：“乾道四年间，曾在乡请诸官府，得常平米六百石，赈贷乡民。夏受栗，冬加息，计未以偿，逐年歙散，岁歉蠲未息，大饥将岁息尽益，先后历十四年，除原数六百石还官外，积得三千一百石，立为社仓，不复收息，每石上收耗米三升，所以，一乡四十五里间，虽值荒害，不不歉良，以法可以推广。”孝宗闻言称善，接纳了朱熹的建议，因命熹草定规则，颁照各路，一律仿行，当时号称《社仓法》，这种自愿借贷的做法，无疑有利于百姓。

越年，熹按行至台州唐仲友为民所诒，熹察得实情，确系仲友贪妄，进上章弹劾，接连三疏，均不见答，原因是仲友同乡是左承相王淮庇护，把熹三书隐藏不奏，并调仲友为江西提刑。熹不徇私情，直接写信给王淮，说要入朝面陈皇上，王淮知瞒不了，才转奏上疏皇上，并把江西提刑转授朱熹。但朱熹又受到监察御史陈贾、吏部尚书郑丙等人排挤。尔后，熹看到自己的政治主张难以实现，乃辞去官职，退而从事经术和讲学。辞官之后，仍不忘国事，屡向孝宗直谏，无可忌讳。当右承相周必大推荐熹为江西提刑，熹奉诏入朝，途中，朋友劝道：“正心诚意，上所厌闻，君此去幸勿多言！”喜慨然道：“我生平所学，只此四字，奈何入白大廷、反好隐默呢？”熹在皇上面前，大讲“天理人欲，不能并容”并指名道姓指责内待甘昇不应任用。孝宗说：“昇曾侍奉上皇，颇有才识。”熹对道：“小人无才，怎能动人主欢心”。孝宗默然。特别是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朱已五十九岁，上奏有名的“戊申封事”万言书，长约一万五千字。“戊申封事”说：“今天下之大势，如有人重病，内自心腹、外连四肢，无一毛一鬓不受病者。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。大本者，陛下之心，急务则辅翼太子、选任大臣、振举纲纪、变化风俗、爱养民力、修明军政者之也……。”此疏上奏之时，孝宗已经就寝，特为起床秉烛，加以阅读，深感朱熹谋国之诚。但，当时正掀起反对朱熹浪潮，公然弹劾朱熹不学无术，徒窃程颐、张戴之余绪，假称道学，欺世盗名。1195年，宁宗即位，赵汝愚为相，举荐熹为侍讲。当时韩佗胄用事，朱熹忧其擅权害政，韩上疏斥言朱熹为伪学，朱党为逆党，甚至有诬熹窥伺神器，主张斩朱熹的头，这就是所谓“庆元党祸”。但熹不屈不挠，仍在竹林精舍，从事讲学。庆元六年（1120）三月，朱熹病逝于福建省建阳县考亭家中、享年71岁，同年十一月葬于建阳县唐县里大林谷，好友辛弃疾为其撰写祭文，参加葬礼有数千人。

朱熹一生是伟大的，贡献也是大的，多方面的。其政治主张是：

一、主张富国强兵，抵抗金兵的侵扰，反对屈辱求和。

朱熹的父亲是位抗金派，反对求和，遭至排斥打击。朱熹认为南宋王朝必须励精图治，抵抗金兵南下，收复北方失地。他说：“金人于我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则不可和也明矣！”又说：“今日可当为者，非战无以复仇，非守无以制胜。”他主张抗战，坚守阵地，反对求和。断绝和谈，任用贤能，振兴纪纲，改变风俗。如此数年之后，才能达到“国富民强”。由于汤恩退，洪适等主和派任相，排斥朱熹，因而无法实施自己政治主张，不愿在宋朝廷任职，多次辞官，多次直言上书。

二、主张“以口数占田”，发展农业生产，改善人民生活。

朱熹明确提出：“天下之务，莫大于恤民”。为了防止土地兼并，他主张清丈土地，按人数占田，他在《井田类说》中揭露了“官家之惠，优于三代；豪家之暴，酷于亡秦”的残酷现实。提出：宜以口数为立科眼，民得耕种，不得买卖，以赡贫弱，以防兼并，且为制度张本。这种主张在当时虽不能实现，但仍有其进步意义。在福建做地方官时，主张“行经界”，重新清丈土地，遭到官僚豪伸的强烈反对。在南康军任职时“兴利除害，值岁不雨，讲究荒政，多所全活”帮助农民度过荒年。每遇稻田地久旱，就劝导农民改种荞麦和大小麦，防止饥荒。淳熙六年（1179）他根据南康军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，发布了“劝农文”，推广一整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，包括耕作、施肥、除草、水利、蚕桑副业等方面。甚至提出“劝业”，即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。认为只有“用力勤”，才能克服水旱灾害和农民流亡。当然，实施这些措施，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统治，防止农民起义，然在客观上对农民是有利的。

三、主张推行“社仓”制度，对农民办理经济，防止受豪强地主高利贷的敲诈剥削。

朱熹在《建宁府崇安县王夫社仓记》中讲了建立《社仓》制度的好处。山地贫苦的农民，终年没有余粮。在青黄不接之时，要出加倍的利息，向豪强地主借贷粮食，但是官府仓库里的粮食甚至“红腐而不可食“。因此他主张凡是要求借贷粮食的农民，都由政府借给，农民出十分之二的轻息。不愿借贷的决不勉强。如于饥荒，要减轻利息，甚至全免。朱熹在《婺州金华县社仓记》中说：这种社仓制度与王安石的青亩法相比，有更加合理的地方：一是贷谷而不是贷钱；二是借贷出于农民自愿，而不是强迫；三是乡村办理而不是由官府办理。

朱还主张政治改革，在《宋史、朱熹传》里写道：“凡丁钱、和买、役法、榷酤之政，有不便于民者，悉厘而革之，于救荒之余，随事处划，必为经久之计”。

以上这些政治主张和具体措施，在当时都有一定的道理。虽然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，但客观上对农民有利，在当时地方官中有这种“恤民”精神，是值得称道的。

朱熹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，因而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学问，广注典籍，对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，以至自然科学，均有不同程度的贡献。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关于理学关系的学说，集理学之大成。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，世称“朱理学派”，在儒学上的成就是震烁千古的。

朱熹的理学，从学术渊源上看，继承了二程和佛教、道教的思想。他说：天地之间有理有气。“理”是生物之本，“气”是生物之具。天地万物的生存要有理，也要有气。“理”是产生万物的本源，“气”是构成万物的材料。“理”究竟是什么呢？他说：理是“超然于万物之上，广大无边”。认为“理”就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。因此，他的“理”是指绝对精神，就是道。“气”是什么呢？他解释说：“气则为金、木、水、火”，是构成万物的材料。理和气的关系，也就是指精神与物质的关系。

在认识论方面，他论述了知和行的关系，提出：“知先于行，行重于知，知行为一。”“知之愈明，则行之愈笃；行之愈笃，则知之益明”。他的知行观并不是教人通过社会实践去认识客观事物，而是教人去追求“天理”，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。

朱熹善于学习，吸收当时科学成果，提出了对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见解。如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：如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蛙壳论证地质变迁（原为海洋说）等。他认为宇宙是客观存在着的，是阴阳二气演化而成的。宇宙形成的过程是由气体而凝聚，由流质体慢慢地冷却“便结成个地在中央，气之清者便为天，为日月，为星晨，只在外常周环运转，他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”。并认为：地球是园形的，地球在宇宙之中。“月之黑晕……其光者，乃日加之光耳，他本无光也”。他判断月光是日光的反射。这些见解，有其正确的部分，也是他对天文学说的贡献。

朱熹从事教育五十余年，对我国的大学、小学教育作出了贡献。他主办的白鹿洞书院，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，学规完善，规模颇大，可称为我国的旧有大学的典型。他对“五经”一字一句研究其精奥，又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两篇文字从《礼记》中抽出，定为单行车，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并列，称为“四书”，为儒学初学者必读的书。他不辞辛劳，广搜资料，作出《四书集注》。为南宋元、明、清四代科举制度下的各种考试奉为金科玉律。朱熹对儒家经典著作的解释，被奉为全国通行的标准答案。朝廷以此取士，学子以此做学问的准则。他在教育中主张分大学小学二级。小学要注重日常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以及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业。大学则注重格物，致知，以致治国，平天下之道。对我国教育事业颇有贡献。

朱熹博览的精密分析的学风和方法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。他认为：为学之道，先于穷理；穷理之要，必在于读书；读书之法，贵于循序而致精；而致精之本，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”（详见《朱文公集》卷十四《甲寅行官便殿奏折》）。他论述“读书有三到，谓心到、眼到、口到。心不在此，则眼不看仔细。心眼既不专一，却只漫浪诵读，决不能记，记不能久也。三到之中，心到最急，心既到矣，眼口岂不到乎？”这是他求学的成功经验。特别是“心到”尤为重要，如果“心不在焉”，结果必然学之甚少，知之甚浅，记之不能久。“读书三到”，我们今天仍可借鉴。

朱子的著作众多。主要著作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、《楚辞集注》、《论孟集义》、《通鉴纲目》以及后人编著的《朱文公文集》和《朱子语类》等多种。

朱熹在文学上颇有造诣，诗作很多，富于哲理。他的书法也独树一格，被称为“书法笔力通神，寓浑厚仲和之气，于苏黄、蔡、米外，另树一帜。”上饶市博物馆所保存的朱熹字贴和紫阳遗墨，可供观赏。

二、朱陆鹅湖之会

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，到宋代进入一个新阶段，经学和哲学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。宋代以后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基本上是理学。理学集大成者为朱熹。与理学者对立的学派为“心学”，系陆九渊两兄弟创立。朱熹的好友吕祖谦为浙东学派之一。

淳熙二年（1176），由吕祖谦发起朱陆鹅湖之会。吕字伯恭，号东莱先生，时年39岁，孝宗时举进士，历大学博士兼史职，进为秘书郎兼国史编修官，为哲学家，是朱熹的知友，与朱在建阳合编《近思录》著作，了解到朱陆两学派意见分歧。陆九龄，字子静（1139—1193）江西抚州人，孝宗时举进士，曾任主薄，国子正等职，独创“心学”，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，时年37岁。他哥哥陆九渊，号子寿，两兄弟同创“心学”。当朱熹从建阳送吕东莱归，相约二陆在鹅湖相会。陆氏兄弟接信后说：“伯恭约元晦为此集，正为学术异同。某兄弟先自不同，何以望鹅湖之同。”於是两兄弟开始预先辩论，至深夜为止。第二天一早，九渊说：“夜来思之，子静之说极是。”并写了一首诗：

孩提知爱长知钦，古圣相传只此心。

大抵有基方筑室，未闻无址忽成岭。

留情传注翻榛塞，著意精微转陆沉。

珍重友朋勤琢切，须知至乐在于今。

他以小孩尚知爱父母，长大晓得钦师尊长和父母，比喻说明爱钦之“心”生而有之，主张发展天性。九龄认为哥哥的诗写得好，只是对第二句“微有未安”，於是一边赶路，一边思考，在途中，和诗一首：

墟墓兴衰宗庙钦，斯人千古不磨心。

涓流积微沧溟水，卷石崇成泰岳岭。

易简功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。

欲知自下升高处，真伪先须辩自今。

九渊以诗宣传自己的心学是正确的主张。

到了鹅湖寺后，吕问九龄，别后有何新的创获，九龄便把他的诗宣读了，才读四句，朱熹便对吕说：“子寿早已上了子静的船了也”。等到读完了该诗以后，朱便开始先与九龄辩论，继而九渊加入，读出他和九龄的诗，读到五六句时，朱熹“失色”，读完七八两句之后，朱熹不怿（很不高兴），于是，只得临时休会。辩论的内容，据九渊年谱载：“鹅湖之会，论及教人，元晦之意，欲命人泛观博览，而后归之约；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，而后使之博览。朱认为陆之教人为简，陆认为朱之教人好支离。此颇不合，先生更欲与元晦辩，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，复斋（九龄）止之”。先后辩论十日，到会者有三、四十人，二陆盛气凌人，各持已见，辩论中不能平心静气。鹅湖之会争论的主题，是所谓“教人”之法，陆九渊历来主张用“易知易从”的简易方法，发明本心，以立“根本”。甚至认为“学苟知本，六经皆我注脚。”因此，他在会上主张：“先发明从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。”朱熹则主张读书格物，“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。”朱熹讥讽陆学过于简易，陆九渊指责朱学烦琐支离。朱陆的分歧，基本在于“天理”与“人心”，即宇宙万物的发展取决于外在的抽象的“天理”，还是内在的“人心”（思想）了。这在哲学上当然有明显的不同。但在社会政治思想上，朱陆又并无根本的岐异，因为他们所说的“天理”或“本心”，实际的内容都是封建伦常，即现存的社会秩序。他们所争论的教人之法虽有不同，但目的也都在于要人们“去人欲”，或“剥落物欲”以达到自觉地服从封建伦常的统治。清初，黄宗羲编著《宋元学案》论朱陆时，说朱陆“同值纲常，同扶名教，同宗孔孟，即使意见终于不合，亦不过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”“三同”之评，能及实质，中肯恰当。

朱陆鹅湖之会，虽然没有统一分歧，可是相互受益巨大，在学术界影响深远，陆九龄接受了朱熹的治学方法，吕给朱的信中说：“子寿前日经过，留此二十余日，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，甚欲着实看书演讲。”陆更重视读书了。朱熹“鹅湖之会”后三年，他认真回顾鹅湖之辩，于是追和陆九龄之诗而赋诗一首：

德义风流夙欣钦，别离三载更关心。

偶扶藜杖过寒谷，又枉篮舆度远岭。

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养转深沉。

欲愁说到无言处，不信人间有古今。

朱肯定“鹅湖之辩”的作用，使旧学商量更加深邃周密，新知涵养转深沉，即新旧知识更加周详深入。朱还对学生说：“示瑜竟辩之论，三复帐然，愚深欲劝同志者，兼取两家之长，不轻相诋毁。就有未合，且置勿论，而力勉于吾之所急。”又说：“南渡以来，八字著脚，理会实工夫者，惟某（我）与子静二人而已，恭实敬其为人，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。”朱陆常书信往来，通信讨论，并邀陆九龄到白鹿洞书院讲学。

吕东莱受朱的影响更大，在辩论中左袒朱熹，他称赞说：“元晦英迈刚明，而工夫就实入细，殊未易量。子静也坚实有力，但欠开阔。”又说：“赏为子静详言之，讲贯诵译，乃百代为学通法，学者录此支离泛滥，自是人病，非是法病，见此而欲尽度之，正是因噎废食。”

朱陆“鹅湖之会”，不仅对朱陆相互促进，而且对两派弟子影响巨大，朱熹的弟子陈文蔚，字才卿，号克斋，上饶县人，从学朱熹，著书直言，甚得朱旨趣。并曾跟随朱参加鹅湖之辩，影响很大，有《陈克斋先生文集》留世。有《拜朱先生书》，《通晦庵先生书》、《通朱先生书》、《朱先生叙述》等八篇书信。

朱陆鹅湖之会，在教育界，哲学界影响深远，鹅湖书院也为此名声大盛，成为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的教育士子之所，学者名人景仰之地。辛弃疾，陈亮、蒋仕铨等人曾游，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篇章。

三、鹅湖书院的演变

据《广信府志》载：鹅湖的来历：“因山上有湖，多生荷，原名荷湖。东晋时，有山民龚氏，养鹅於此，红鹅育子数百，羽翼丰满后，腾空飞去，遂更名鹅湖。”尔后该山称之为鹅湖山，寺以山名，书院以寺而名，古诗云：“红鹅飞去碧玉空，积翠高岩在眼中。”可作为鹅湖山来历的生动说明。

唐代大历中（766—799）大义禅师驻锡山中，束力建鹅湖峰顶寺于山顶，后移临官道，建寺于鹅湖山，因名鹅湖寺，古人赋诗赞其秀丽风光：

长松夹道摇苍烟，十里绝如灵隐前。

不见翠鹅青嶂里，空余碧水白云边。

气埃斗脱三千界，潇洒疑通十九泉。

五月人间正炎热，清凉一觉北窗眠。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将鹅湖山与湖南的岳麓山并称为天下名山。

鹅湖书院在南宋建于鹅湖寺旁，有七百多年历史。近年当我们来到鹅湖书院，进入书院头门，一座巍峨挺拔的青石牌坊迎面而立，“斯文宗主”“继往开来”八个刚劲潇洒大字，赫然入目。石坊后面是泮池，池上架有精巧玲珑的小石拱桥，池畔环绕青石扶拦，两座鱼脊飞檐的碑亭耸立左右，两道清泉从石雕龙口潺潺喷入池内。漫步石桥，俯视池水，青山晃晃，亭影幢幢，颇有情趣。书院背山面畈，长46米，深117米，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，规模宏大。泮池后有仪门，（讲堂和四贤词已毁），修理一新的御书楼，玲珑精致，（楼左右平房，左祀文昌阁，右祀关帝庙，均已毁）。楼后是洗笔池，东西两边各有二直士子读书号房，现仅存西边48间，这些建筑物都保持着古代风貌。还有记载历代书院修建经过，名人高士手书的诗词赋的石碑十三块，则列于碑亭内和墙壁上，它是研究鹅湖书院历史的珍贵资料，据明景泰五年石碑记载：“鹅湖之名与白鹿洞书院并称，名扬天下。”

书院创建以来，迭经兴颓修扩，不断变迁。公元1175年，朱陆“鹅湖之会”后，后儒席其风流，景仰道止，建为“四贤祠”以祀之。信州刺史杨公汝励在寺中，将“四贤祠”第一次称为“鹅湖书院”。淳熙十年（1252）将“四贤祠”赐名“文宗书院”，后更名为“鹅湖书院”。元皇庆二年（1313）铅山州守窦汝舟创建会元堂，元末兵毁。明景泰四年（1435）广信府知府姚堂，都御史韩雍重建“四贤祠”，祠后为寝室，两旁翼以廊，厅堂中塑有朱熹，吕东莱和二陆兄弟的像，前建楼，又凿泮池，竖匾额“鹅湖书院”；明宏治间，迁移于山之绝顶。正道六年（1511）提学副使李梦阳病其险僻，命县令泰永，就故址重建正堂五楹，外门三楹，前立坊，仍匾“文宗书院”，文宗即文化正宗之意。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编制刘目宁嘱知县曹应诏，重加修缮一新。天启年间，因东林书院士子反对当权阉堂，诏毁天下书院，鹅湖书院亦遭毁，后经铅山县儒士愤然力争，县令迫于群议，才保存了“四贤堂”。明末，编修杨廷麟，进士胡梦大又创建一新。到了清代，极力推崇朱熹，自顺治到康熙间，四次修建书院，现书院的古建筑物，其本为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所恢复扩建的。

鹅湖书院为历代的教育之所。辛亥革命前广信府办鹅湖职业学校；民国二年办鹅湖师范学校；1940年5月，国民党第三战区干部训练团从上饶水南街信江书院，迁驻于鹅湖书院。解放前夕办过信江农校。特别是解放初期，在鹅湖书院办了军政大学。1958年之后，又办鹅湖中学，鹅湖小学。

解放后，鹅湖书院多次修理，1983年，江西省人民政府拨专款修理御书楼。楼上有清康熙五十六年，熙皇帝亲笔题写“穷理居敬”横额和“章岩月朗中镜天，石井波分太极泉”的楹联。康熙皇帝亲书“穷理居敬”，就是推崇朱熹的治学态度和方法，鼓励儒生要以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学习理学；上联赞扬朱子在章岩讲学的事迹。章岩为铅山县北的主要名胜地，朱熹曾在章岩寺讲学，手题“宣梵天”匾额。下联的“石井”位于鹅湖山南坡，距鹅湖书院约二公里，为铅山县当时十景之一。井上覆有石灰岩小山，状若猛兽，张颐断颚；下有岩窦，涌泉水汇集成井。面积约二十平方米，水深约二米，色澄碧如镜，可鉴须眉，井上石纹隐起，如莲花倒生，泉水甘甜，不耗不溢，昼夜不竭，朱熹曾游泉赋诗：

一窦阴风万斛泉，新秋会此美清连，

人言湛碧深无底，只恐潜道小有天。

井山石壁镌刻“龙井”二字，笔锋遒劲洒脱。“章岩月朗中镜天，石井波分太极泉”，对仗工整，构联巧妙，内容丰富，既概括了“章岩”，“石井”的景观特色，又赞扬了朱熹讲学史迹，学术理论之功绩。

鹅湖书院现已修葺一新，前来观览和考察的中外游客和学者与日俱增，书院修理的古建筑物和保存的文物，古迹，保持着古老的风貌。成为当代学者研究古代文化、教育、哲学的重要资料，是中外游人旅游的胜地。

（ 李德清）